林达:从拿破仑回归雨果
45年前,巴黎人倾城而出,送过凯旋门下的,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“伟人”。45年后,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,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。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,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。
从这一天起,法国人终于明白,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,而是因为有了雨果,巴黎才得救了,法国才得救了。
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
拿破仑是法国的一个传奇。这个传奇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。
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时期,是被恐怖本身终结的。巴黎在历经几年的断头台杀戮之后,各个正规和临时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。镇压越多,镇压者自身越感到恐惧。冤死的灵魂在他们的梦中飘荡,他们相信四处潜伏着“企图暗杀革命领袖”的杀手。在 1794年 6月,巴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,被认为是必须“镇压”的。此后的 27天里,有 1376名男女囚犯被斩首。而他们空出的监狱位置,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断填补进去。
对于平民的恐怖统治是可能如此持续的,可是另一方面,恐怖早就无孔不人地进人了权力上层的争斗。罗伯斯比尔一向依靠断头台剪除政敌,但是他没有想过,若是没有极强的掌控力,是不能向上层引人这样的绝活儿的。一旦引开头,一切政治争论都必须归结于你死我活的结果,那是一场越来越危险、越来越紧张的游戏。这样的游戏却是玩不久的。于是,上层的人人自危终于导致了以恐怖结束恐怖。罗伯斯比尔终于被他同为国民公会的同志,先下手为强地送上了断头台。
由于罗伯斯比尔从象征激进革命开始,已经走到了象征恐怖,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。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这一天,期待他的断头。他们隐隐地感觉,这将预示着恐怖时期的结束。他们也没有去想,这样的以牙还牙又意味着什么?不论是对于旧制度的终结,还是对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终结,独立的、不受上层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操纵的司法公正,从来也没有真正出现过。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,可是,并不那么动听的、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,却被忽略了。
那些雅各宾的革命巨头们,在他们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,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为路易十六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,有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要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。他们后来就轻松地砍掉了那个辩护人的脑袋。他们没有想过,这就是把砍自己脑袋的砍刀,也同时交到别人手中了。
死在断头台上的法律辩护者
这名死在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辩护者,名叫马勒泽布(Chretieri de Malesherbes)。这位马勒泽布在路易十五时期,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发行检查官。他的闻名不是由于官位的显赫,而是他利用自己身处要职,以自己的良知,保护了当时《百科全书》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。也许可以夸张地说,没有他就没有《百科全书》,没有《百科全书》和那批他所保护的思想家,就没有法国大革命。然而,在革命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,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,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。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,忧伤地说:“你的牺牲太大,你救不了我,还要搭上你自己。”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。只是,有些人活着,必须听从自己的良知,即使是要搭上性命。
对程序正义的忽略,是大革命之后,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。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,颠簸了一百多年,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,独立的司法逐渐建立起来,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。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、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次革命,才算尘埃落定。
以恐怖结束恐怖,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,是一个可悲的循环。残酷一旦开始,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。雅各宾余党的暴动和对他们的复仇,直至一年以后,仍然不能停止。
1795年 5月 5日,在里昂,有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,未经审判,在监狱里被屠杀,不由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巴黎的“九月大屠杀”。直到那个时候,法国人还没有明自,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,关键是他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。
▲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·柏克成名作《法国大革命反思录》
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
自国民公会成立、宣布法国共和之后,国民公会挣扎了整整三年。这三年的历史,几乎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。它以暴力夺权始,在最后又面对一场暴力政变。虽然政变未遂,国民公会也气数已尽,在弹压政变的 20天后,就宣布解散。正是对这场未遂政变的镇压,推出了当时闲居在巴黎的年轻军官拿破仑。在他的指挥下,几排炮下去,轰倒了两三百人。刚刚 26岁的拿破仑、扶着依然青烟袅袅的大炮,望着那两万多个落荒而逃的暴力政变者,若有所思。也许,对于拿破仑,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。四年以后,拿破仑率领军队攻下议会,为法国的暴力夺权历史,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。
拿破仑是不平常的。他是所谓的“大革命之子”,却在尝试脱离本来难以脱离的局限。他不去持续这个难缠的循环,而是试图弄明白,经历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后,当下的巴黎人、法国人,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?然后,他回到仰首翘望着的民众面前,对着这些当时全世界都公认他们是最要“革命”的巴黎人,宣布说 :革命,完结了!他的判断是准确的。拿破仑并没有被巴黎的民众作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。那些当年在街头提着短刀和长枪寻找革命猎物的民众,如今早已厌倦了革命。拿破仑在一片欢呼声中,被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做带领他们逃离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纳了。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。不是因为他更革命,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,得到一个机会,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。
接着,30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,也向内面对法国,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。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,又能够精干地以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,重新改造法国。
十年的大革命,并没有机会向法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。对专制的警惕、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、程序公正的意义,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,巴黎人依然陌生。虽然在整整十年里,这个国家最时髦的称呼就是“公民”。进步的成果,并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。因此,虽然他们砍去了君王的头颅,表现了最激进形态的革命,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。
拿破仑是意大利人,却很了解他的法国子民。掌权三年,表现了自己的才干之后,拿破仑大胆地把手伸向了法兰西的皇冠。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。在一场由法国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投票中。他要求大家就两个问题表决,他是否应该终身执政?他是否应该自己选择继承人?结果是:3,508,885票赞成, 8374票反对。这场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两年,拿破仑再次举行公民投票,这次的问题只有一个,他是否应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?那是法国人在 1804年 5月 22日作出的历史抉择:3,572,329票赞成,2569票反对。这不是什么君主制的“阴谋复辟”,而是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同一批法国民众,又兴高采烈地迎回了他们的君王。
对于这一切。拿破仑是太明白了。拿破仑是一个最讨厌繁文缚节的人,却在履行皇帝的一切传统繁琐礼仪细节上,极其用心。他坚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种种例行旧规,只是为了让巴黎的民力汉寸壮观的场面“感到满意”。在他加冕的时候,他坚持请来了罗马教皇。仅仅在几年前,焚毁教堂、屠杀教士与修士的巴黎民众,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,向教皇欢呼。天天聚在他暂住的居所前,等候祝福。也许,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尽管法国革命“自由平等博爱”的理想,是欧洲文明千年发展的结果,可是,这个理想,在伏尔泰和拉法耶特们心中所呈现的面貌,和底层民众心中所呈现的面貌,从来就是不一样的。大革命中,有多少巴黎人以为,掠夺贵族,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,就是在实现“平等”;对别人为所欲为,就是“自由”,当断头台下淤血浓厚,每晚引来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里舔食和狂吠的时候,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,自己是在宣扬“博爱”,因为对“敌人的残忍”,就是“对阶级弟兄的慈爱”。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、文明发展的“零历史”和“短历史”的阶段,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,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梯,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,那么,他们是多变的,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。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,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。
在拿破仑戴上皇冠之前,拿破仑王朝就已经开始了。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国君主一样,拿破仑是积极在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法国的。在他的领导下,完成了他最自豪的、俗称《拿破仑法典》的《法兰西民法》。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,只是,与当初拉法耶特们试图建立的弱化君主、向民主制过渡的君主立宪制相比,这一次,“君权”的分量要大得多。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,再也不是那个软弱的路易十六,而是如日中天的、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,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,骄傲地自己戴上头顶的拿破仑。
没有理由说,拿破仑不想做一个贤明君主,也没有理由说,拿破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。在《拿破仑法典》的实施下,国内的混乱的状态得以制止。他上台之后,也尽可能地缓和法国内部长期以来的紧张,成千上万在大革命时期流亡外逃的法国人,回到了自己的故土。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度繁荣了法国,科学、建筑、艺术无不欣欣向荣。他的一大段功勋是落在海外,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人,还是个军事天才,他迷恋“运筹于帷幌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”的战争游戏,也醉心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志豪情。在他最后流放的痛苦岁月里,那些过去的赫赫战功是他最后的“镇痛剂”,他对自己大叫着,“那是一个美好的帝国,……我曾经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!” 对于拿破仑的评判,伤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脑筋。结论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间摇摆,最后,这一类人的最简单归属,就是含糊其词的“伟人”。然而,这一点也许没有争执:拿破仑是嗜权的。
因此,虽然在《拿破仑法典》里写人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: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等等,可是,要无限扩大和巩固个人掌控的权力,拿破仑就必然退回封建专制。早在他加冕成为皇帝之前,拿破仑就禁止了法国 73家报纸中的 60家,余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。称帝之后,他更以皇帝的气派,把大片大片的领土,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、将军和随从,随意分封。最后,他建立起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,1810年,法国已经重新修起许多小型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,政治犯再不必经过什么法院的正式程序,一声令下,即可羁押。
在欧洲战场上,拿破仑和同样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,经历十分相似,他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。既然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口,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起来和他作对。在处理国家参战的问题上,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样的权力。在这个时候,已经看不出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“革命”,依然还是“朕即国家”,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国会来制止一个好战君主的世界帝国梦想。从别国得到的土地和战争赔款,就和掠夺来充实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一样,在战败的时候,又必须全数退出。法国因此而遭重创。不如路易十四幸运的是,拿破仑被流放,最后在那里去世,被就地安葬。可是相比他的士兵们,拿破仑可以算是善终了。在拿破仑时代,两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,有两百六十一万人被他拖进战争,上百万人战死疆场,没有看到凯旋门一眼。
“理想”只是一面旗帜
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,这不仅是指革命的过激,给了他上台的机会,更是指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,使得拿破仑的权力轻易地就可以膨胀起来,为所欲为。因此,这一点应该也没有疑问:从处理权力的方式来说,拿破仑相对于法国革命提出的理想,是巨大的倒退。“理想”只是一面旗帜,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,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,经不起风雨,轻易就会扑倒。法国大革命遗留的制度修补,任务繁重,直到近年的对于总统任期年限的立法,仍是这个修补的一部分。站在拿破仑时代,再回溯法国大革命,不难看出,在当时举世轰动,在此后的岁月中还接受了无数赞颂的这场革命,在爆发十几年之后,就速速回归专制,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会动荡的新革命。
拿破仑死后,有一个时期法国人不愿意想到拿破仑。与其说是政治原因,还不如说是征服的狂热过去,每家每户对战死亲人的怀念,变得刺痛而具体。那么,一个国家上百万的战争受难者,一个巨大的生命牺牲,要多长时间就能够把这样的伤痛抹去呢?对于健忘的人类,短则十年,长则二十年就可以了。
1840年底,在拿破仑去世19年之后,那百万孤魂野鬼依然游荡在昔日战场,他们也许还是一些老人梦中流着眼泪去伸手触摸的孩子。可是,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法国人,他们已经是被抹去的历史尘土。而伟人,却因传奇而再生。已经到了拿破仑“荣归故里”的时候了。
迎回拿破仑的法国当政者,是路易·菲力普国王。他的当政,是另一场被称为“七月革命”的武装夺权的结果,当然,这还不是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。雄壮的凯旋门刚刚完工几年,香榭丽舍大道挤满了迎接拿破仑的巴黎人。送葬的队伍是声势浩大的,而对于拿破仑的大军,他是孤身返乡。当他在灵枢中独自穿过凯旋门,耳边响起“皇帝万岁”的呼喊时,不知拿破仑是否想到,这个凯旋门,原本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,留给士兵们的一个虚幻荣光的许诺。
拿破仑的灵柩,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条路线,只是两边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。香榭丽舍当然还远没有那么摩登,大宫小宫是 60年后的 1900年才建造的,亚历山大三世大桥,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才建造起来。这座桥是以俄国的皇帝命名的,这位沙皇曾经亲自赶来,为大桥安放了奠基石。他的爷爷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,败给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。时过境迁,俄国和法国已经结盟,大桥的命名,就是为了纪念他所建立的这个俄法联盟的。
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穹顶教堂,今天,这里是又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看一眼的地方。这是墓葬设计的经典作品,确实非常值得一看。按说它也是地宫墓葬的形式,可是,设计师显然巧妙地打破了传统的构造,在安放棺木的位置,打通了地面与地宫的楼层阻隔。拿破仑墓不再给人以阴冷的感觉,肃穆的沉淀和光荣的上升,都以法国人特有的艺术方式,完美地得到了表达和兼顾。
站在云端的“伟人”
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的 45年之后,这个似乎是专为武士建造的凯旋门下,第一次举行了一个作家的葬礼,他就是维克多雨果。这一天,全法国举国致哀。也许,这是从大革命以来,法国人第一次全体静默,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反省和思索。
雨果笔下的大革命,是矛盾的,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。在《九三年》里,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,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,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。这一切都集中地、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,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。但是在法国,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,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。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,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。然而,是雨果,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,放在了法国人面前。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,站在最瞩目位置的,是弱者,是没有阶级、地位、血缘、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。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,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,放在了世界面前。
45年前,巴黎人倾城而出,送过凯旋门下的,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“伟人”。45年后,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,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。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,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。
从这一天起,法国人终于明白,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,而是因为有了雨果,巴黎才得救了,法国才得救了。
文章摘自:《带一本书去巴黎》,林达著。林达被誉为介绍美国最好的作家之一,他的文字朴实自然,富有洞见,写作领域涉及宪/政、法治、历史、国际关系,是少有的全能型作家。点阅读原文即可收藏林达《近距离看美国》(10卷) :林达带你看世界,迄今最完整典藏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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